来到巴西之后，更让肖俊龙惊讶的是这里热烈的足球氛围，“这里很多小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职业俱乐部，也有着一群热爱自己球队的球迷”。 其他将参加集训的球员还有王上源、吴曦、林良铭、谭龙、韦世豪、孙国文、艾克森。 目前入选国家队大名单并且很可能成为主力的是李可，而且他已经在6月的友谊赛中代表中国队出场过一次。
曾是中超卫冕冠军的江苏苏宁去年宣布解散，16家中超俱乐部四分之三都被曝出欠薪问题，天价归化球员也纷纷解约。 尽管与越南相比，中国队还在“啃老本”，但并没有妨碍中国国脚的身价碾压越南。 据了解，中国队此次23人大名单球员的身价高达1482.5万欧元，而越南队球员的身价只有445万欧元，连中国队的零头都不到。 2005年，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推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日本足协宣言”，目标是让日本队在2050年夺取世界杯冠军。 17年过去了，川渊三郎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在依据《纪律准则》第八十二条处罚范兵时，完全忽略了触发处罚的要件有一条“造成不良影响”。 仅从影响因罚单扩散后的社会舆论判断，社会公众对三张罚单的负面反馈、因三张罚单加重对风口浪尖足协的质疑远远大于对涉事朋友圈、涉事微博的反馈（公众舆论基本均认为范兵的朋友圈表达没有任何问题）。 可见，“造成不良影响”的并非被处罚的三位一线足球人，而是这三张罚单本身。 根据《纪律准则》，足协应当反思并审视的对象恐怕应当有所调整。
这支国青始终以01球员作为绝对主力，02、03年出生的球员只有寥寥数人。 12月20日下午3点，深冬的呼和浩特市寒意逼人。 在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的操场上，一群身着黄色队服的小女孩热火朝天地做着各项足球训练，阵阵寒意挡不住她们训练的热情。 广州队的限薪新规出台后，球迷纷纷戏称：广州队曾是中超薪资标准最高的队伍，当时上限由他们定，如今下限还是他们来定。 超过70%的澳大利亚人每周都会阅读、收看和收听ABC的内容。 我们也希望您能参与到我们的报道之中，让ABC中文的内容反映多元、平等和包容的澳大利亚现代社会。
全社会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长远眼光，多一些对足球文化和体育精神的关注和弘扬，中国足球才能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发展环境。 遗憾的是，中国的足球并没有“铺”开来、“沉”下去，这不仅体现在球场数量、联赛体系，还体现在我们对足球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上。 再说邻国日本的高中足球联赛，不仅是一场场单纯的足球比赛，更是一次全国性的隆重节日和体育盛会，民间关注度极高。 知名球星本田圭佑、柴崎岳、冈崎慎司、长友佑都等人，都出自日本高中联赛体系。 全国校园足球领导小组曾做过统计，2000年到2014年，中国常年踢球的中小学生每年平均只有5000人。 1991年出生的“全村的希望”国足一哥武磊，当年就是这5000人中的一员。
在全球足球市场的框架下，中国足球留洋人数的增加，应该是本土球员竞技水平和市场自由流动的结果，而非提升比赛成绩的工具。 竞技体育是基于统一规则的公平竞争，这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2020年至今，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中，已有19支球队退出或停运，包括“首冠即解散”的江苏队、原名天津权健的天津天海等。 在实际运营层面，足协也出台严格政策，限制球队的投入和球员的薪酬。 假如一家俱乐部在A地，球员的注册关系就放在了A地足协，他就有资格为A地出战全运会。 如果转会国外，会影响到地方的全运会战绩，而这是地方体育机构的重要KPI。
作为前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是恩师徐根宝培养出来的得意弟子，如今担任根宝基地青训总监，挂帅上海U15红队获得赛事开门红。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行的制度下，仍然有协会做的很好。 今年全运会江苏U18在小组赛阶段丢了五球，其中四球是被在外省的江苏人打进的，但江苏省足协依然为愿意出省的青少年球员大开绿灯。 一省之内也有不同，有些足协会为孩子的未来放行，有些足协却只想让孩子放弃，以扫平自己在省运会夺冠道路上的障碍。 领导放行与否与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相关，往往更看原注册单位和省级单位领导的私人关系。 这也直接体现了中国足球目前很多现行制度靠的不是制，而是看人。
目前12岁以上的专业青训俱乐部也大多都不收费，但这只是暂时的免费，球员转会俱乐部是要一口气收回的，而且随着球员将来的发展，俱乐部的收益应该侧重在将来。 因为很多时候，地方体育局的利益是和中国足协利益是存在冲突的。 对于省一级的体育局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比赛是全运会，为了全运会出成绩，地方体育局怎么可能会放18、20岁（全运会适龄年龄段）的顶尖球员到国外踢球呢？
想要降薪的绝不止这两家俱乐部，且降薪的幅度也有朝着广州队“跳崖式降薪”看齐的趋势。 2002年，中国国家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比赛，但在小组赛中分别输给土耳其、巴西和哥斯达黎加，被淘汰出局。 根据中国部分体育界人士的观点，举国体制并不适合部分体育项目，足球就是其中之一。 民营企业近年在球会层面上大量投入金钱，但是对国家层面的足球发展并没有实际效益。 中国男子足球在国际赛场上的唯一成就，仍然是2002年参加在日韩举行的世界杯。
当时，对于本地俱乐部、球员和经纪人来说，留洋都是一个不错的商业模式。 中国足协注册球员代理人王骁还记得，1990年代末那批球员去留洋时，国内球员最高的年薪也就300万元左右，而像范志毅、孙继海等人在英国一年的收入，可能数倍于此。 伊塞克指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在足球场上的另一个后果。 他说：”中国人在团队运动中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团队合作。”在中国家庭，一个孩子往往受到父母和四个祖父母的共同关注，可能会鼓励自私自利的行为方式。 除了军事和经济之外，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野心：让中国成为足球强国。 任职中国足协的德国教练和德国汉学家分析了妨碍中国足球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